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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“拒礼”的艺术
来源:文山州 发表时间:2011-03-23 15:11:19  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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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"拒礼"的艺术

文章来源:互联网

       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,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。信是这样写的:

        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,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。信是这样写的:

        "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、莲子、馓子、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。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,他们是知道的,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,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
送礼的情况下,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,作为偿付藕粉、莲子、馓子、工艺品的价款,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。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,请仔细研究,并望严格执行。"

        信不足二百字,却意味深长。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、邓颖超的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,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"拒礼"的艺术,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。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       首先是语气的把握。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,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"不对",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。虽然如此,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,而是语气和缓、娓娓道来,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、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,然后才表明态度,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,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。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,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,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。

        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。明朝有一则"悬鹅示众"的故事:一个叫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,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。他坚决不受,但送礼人已经留下烤鹅抢先出门了。于是,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,以后凡送礼者,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。从此,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。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,然而,他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,难道只有扔掉,使其坏掉一法吗?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,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。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。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,留下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,并变价以钱偿付;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,这就避免了浪费。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,用以偿付藕粉、莲子、馓子、工艺品的费用。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,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(404.80元)的四分之一。为什么这么做?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过答案。一次,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、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。周恩来知道后说: "我不需要。"他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,便嘱咐说: "给他寄50元钱去。"秘书说: "是25元,寄去50元,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。"他说: "多余的让他处理,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,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。"这两处细节令人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。

         最后,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,要求淮安县委"仔细研究"并"严格执行",此举更加耐人寻味。

         随信寄的通知是《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》,《通知》的制订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。1960年,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,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,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,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。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,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,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。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,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:"送中央五万斤鱼,简直胡闹。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?""全国从今以后,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,要做全面通报,严格禁止。"会后,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、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《通知》。《通知》共有五条规定,其中前两条是: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,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;各厂矿、企业、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,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,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。

       中央《通知》是1960年10月发出的,周恩来办公室给淮安县委的信写于1961年1月16日,淮安县委的做法显然违反了这两条规定。周恩来嘱秘书随寄《通知》并要求"仔细研究"、"严格执行",就是希望他们认真学习《通知》精神,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,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,认清和改正错误。

        从亲情和乡情出发,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,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,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。是周恩来没有人情味吗?显然不是。周恩来对淮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,他十分关心家乡建设,曾就建设新淮安作出过多次指示。在周恩来看来,请客送礼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,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。正如《论语·子路》中所说,"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行"。在中央已明确下发了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禁令的情况下,淮安县委的同志,仍送来礼品,违反了中央的禁令不说,还会起到不良的社会影响。一旦各地领导干部效仿此法,请客送礼之风渐起,在全国人民生活还极其困难的时期,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。周恩来的担心也正在于此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对淮安县委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,周恩来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人情味呢?

        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这封短短的"拒礼"信值得人们长久品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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